司馬遼太郎之街道散步台灣紀行讀後感

最近拜讀了司馬遼太郎先生的台灣紀行一書。曾經看過司馬先生的作品改編的電影梟之城，讀他的書這還是第一次。

這本書主要是以司馬先生於九零年代對台灣所做的觀察，加上他廣博閱讀收集所得的史料，寫成的數十篇關於台灣的短文。原文刊載於日本的雜誌《週刊朝日》，後收訂成冊，並於數年前譯為中文版在台發行。這本書在台灣曾引起話題，是因為司馬先生曾與李前總統有過幾次對談，並將對談內容在台日兩地平面媒體發表，該文也同樣收錄於此書附錄中。

司馬先生雖是不曾在台久居的日本人，卻比大多數的台灣人還要清楚台灣的歷史，實在令人汗顏！當然這也是因為蔣介石在據台後刻意空白化台灣史的教育方針以遂行他個人政權合理化的私慾的緣故。有許多歷史，我是讀了這本書之後才知道的：

如：國中時讀的新英文法一書作者柯旗化先生，也是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受難者(見山川草木一節)。

又如：嘉義地名的由來，乃是因乾隆皇帝為嘉勉諸羅城守城軍民義節所賜(見嘉義所思所想一節)。

久聞司馬先生對歷史人物的描寫活靈活現躍然紙上，在此書也可略窺一二。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八田與一先生，透過司馬先生的文字，都不再只是歷史人名，也令我對他們由衷地心生感念與敬意。

司馬先生引用的原著均有註明詳細出處，讀者也可以自行再去查閱原書。

內文雖以日本人慣用的客觀陳述的方式寫作，在某些篇章仍可讀到令人動容的文字敘述：

「魂魄」一節，也是鍾肇政先生於序文中有摘錄的：

田中準造來到完全改觀的車站前。

他開始舉步，但連方向都弄不清楚。走著走著，彷彿覺得一步一步地陷進市街深處，而且整個身子都成了淚袋。

他就以那種淚袋的樣子，在路傍蹲下來。

才蹲下來，就像個酒瓶裂開來了。眼淚流著流著，怎麼也抑止不住。哭了好一陣子，忽地抬頭一看，前面圍了一群人。

那時，還很難得見到日本人，另外只要是三十幾歲以上的本島人，幾乎都會說一口標準日語。

「是有了悲哀的事嗎？」

其中一位這麼問，活像是中世紀的故事。

「－－這裏是我誕生的地方。」他邊哭邊訴說：「小學也是在這裏唸的。沈乃霖醫師在哪裏呢？他是我小學時的主治醫生。」

總之，田中準造當時就是這般情形。這個故事如果讓芥川龍之介聽到了，他在繼《杜子春》之後，一定會把這一幕情景寫下來。

「我來帶你去吧！」人們七嘴八舌地說著，讓這位像是路旁病患的日本人起身，然後大夥圍住他向前走去。

儘管沈醫師的醫院還是在老地方，但是附近林立著童鞋店，點心店，中藥店等，如果不是有人帶路，可還真難找。

「沈內科」

來到這麼一塊用金字寫成的招牌前，人群已經增加了一倍。這時田中準造才好不容易地從那海底浮到水面上來。

群眾正想走入沈內科醫院時，他卻把他們擋住，鄭重地向大家道謝後，也不曉得什麼緣故，他竟然說：「到這裡為止就好了。」

他已經恢復冷靜了。

但是這冷靜，也只維持到跨進醫院內而已。他向護士小姐詢問醫師在否？不知是他的聲音傳到正在裡面看診的沈醫師耳朵裡，或者是醫師的眼睛已注視到田中準造的身影，沈醫師連白袍也沒脫掉，就連忙走出來。

「田中先生！」

 二人就這樣抱在一起了。在沈醫師記憶裡的田中準造，應該是小學生的模樣才對，他怎麼能夠一眼認出來，真令人百思莫解。阿準哭了，沈醫師也哭了。這可說是魂魄的震顫吧。

「花蓮的小石子」一節：

半世紀前，在這台灣曾經是小學生的田中準造先生，在車上談起他新營的童年往事。在此姑且命題為「電唱機」吧。

「在新營宿舍區，有電唱機的家庭只一家而已。小學六年級時，我每天都跑去聽。」

但是這一家與田中家交惡，大人之間不相往來。

「．．．因為是小孩子，不懂得這些，滿不在乎地去叨擾。在電唱機前一坐，簡直就像置身另一個世界。」

由於我自己沒有欣賞音樂的能力，所以覺得田中準造先生雖然小小年紀，已經非常不錯了。我打斷了他的話頭，問他是不是聽貝多芬或者是莫札特那一類的？

「不，不，好比《愛染桂》啦，就是這些。」

回答之後，他自己也大笑起來。最近挺出來的大肚子，像蟬的鼓胴一般地顫動著。

接著話鋒一轉，變成遣返時的場面。

他說：那時候，僅有的只是身上的衣服，其他什麼也沒有。

當時，依照中華民國之命令，限定每個人衣服三套（可攜帶兩件行李，和手上能提的，以及千圓現金）。

由於運輸的關係，出發的日期已經排定次序，而電唱機家的太太排在後面的一批。

田中家是先出發的一組，後面一批的人前來送行，大家集合到新營車站。不管送的與被送的，都感到前途茫茫。套用社會科學的說法，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決算的景象。可是，對這位少年來說，有如貝殼類被去除了外殼般，失去了學校朋友及鄰居等這些外殼，剩下白白的肉身，無依又無靠。

擠進了車廂，不久火車喀咚一聲動起來了，就在這一瞬間，本來沒在送行人堆中的電唱機太太，邊跑邊喊趕過來：

「田中太太！」

準造君的媽媽慌慌張張地由車窗伸出手來，電唱機太太\握住那隻手，就那樣握著跑到月台的盡頭。

這一幕之後，小學六年級的準造君劇烈地哭起來，足足哭了一個鐘頭以上。所有的過往全都消逝了。

或許電唱機太太就是這位少年日常性的象徵，不過他倒說，當她漸離漸遠時，他感到自己的少年時代，就此結束。

「浦島太郎族」一節：

我在山中的飯店，迎接清新愜意的早晨。

就在這樣的心境下，讀了佐藤愛子的『史尼勇的一生』（スニヨンの一生，文藝春秋出版）。

這是描寫〝高砂族〞出身的士兵中村輝夫（阿美族名叫史尼勇）一生的故事。置身主角出生地的山川草木當中讀這本書，堪稱是極奢侈的事。

主角史尼勇，好像比我年長四歲，不過我們的兵役是同年兵。同年兵一詞，是當年陸軍的慣用語，像面對未曾謀面的堂兄弟一般，有一種親切感。

只是史尼勇比我早一個入伍（1943年），在台灣新竹湖口受三個月的新兵教育。

我是根據舊憲法的義務兵役被徵調的，而中村輝夫卻是志願的。

昭和18年，日本針對台灣的〝高砂族〞，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

當今雖是不同價值觀的時代，但對生長在日本陸軍尚未進入窮兵黷武時代的人而言，〝軍人〞，被認為是一種典範人物。

對史尼勇（中村輝夫）來說，他一定也是那樣的想法。

據說，有為數不少的人前往應徵。聽說其中還有手持血書的志願者，連年過半百的人都來了。結果，有500人入選。

訓練結束，他被派到馬尼拉，然後轉往哈爾馬黑拉群島的格列拉，配屬在川島威伸少校的大隊，在該地接受炸藥及其他工兵的訓練。這個大隊，承擔的是游擊任務。

中村一等兵，和他所屬的中隊一起登陸到莫洛泰小島。這小島有2000居民，幾乎都住在海岸，島中央是叢林。後來美軍為了建設機場登陸這個小島。

交戰持續不斷。『史尼勇的一生』裡，引用了這中隊的小隊長山口勇之的手記。

「戰鬥時，高砂兵發揮了令人瞠目的勇敢。我們被交付的任務是儘量避免決戰，適時適地進行攻擊的奇襲戰法。沒有砲彈的我們，採取在叢林內潛行，迅速攻入，短時間內達到目的，再快速脫離的作戰方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聯合國投降。

可是，這消息無法立即傳達到莫洛泰島的殘留部隊。

而後日軍軍官來到這個島，傳達停戰詔書。9月7日，散落的隊伍集結，燒燬軍旗。

沒有前來會合的人，被認為陣亡。日軍這是因為戰鬥組織已經崩潰，難以掌握個別狀況的緣故。

「中村輝夫一等兵」

在該島峽谷間被發現，是戰爭結束後29年的1974年12月。

他被發現的消息當時已經有所傳聞，於是由印尼共和國進行搜索。

首先發現的是中村輝夫在峽谷間的小屋。據說他騎兵槍保管得非常完整，令人印象人深刻。

小屋的四周，有薯類與香蕉的園圃，像個小農園。

對於印尼的友善說服，中村一等兵終於理解了。

據一同去收容他的印尼空軍參謀長薩爾巴沙拉上將所說的，「中村先生每天都是從起床後的洗臉、遙拜皇宮、體操開始的。」，他過的是獨自一個人的軍隊生活。

「千金小姐」一節中，有一個段落同樣令我心頭一緊：

陳瑩姑娘的母親黃玉霞女士，彰化人，是一位智慧型美人。娶美人妻似乎是父親的遺傳，中國時報的報導文章裡這麼說著，並使用羅曼蒂克一詞做了總結。

宴會快終了時，昭昭女士突如其來地緩緩說：

「日本為什麼丟棄了台灣呢？」

如怨如訴地，且又是出自美人之口，一時有了非比尋常的氣氛，我沒來由地怔住了。

我個人對日本統治時代，日本以超乎國力的方式盡力經營台灣這一點，是給予肯定的。當然，這是在瞭解殖民地統治為國家最惡劣的行徑下的肯定。

進一步說，並非日本本身自願放棄台灣，而是自從昭和時期的經濟恐慌之後，對滿州與中國所採擴張政策形成了惡果，終究在長達十五年的戰爭之後，不得不放棄的。

是由於接受波茨坦宣言(1945年)，而被迫放棄的。這些史實，昭昭女士也是知道的。

昭昭女士想必當時是代表著無數無奈被留在這島上的台灣人說出的共同心聲吧！昭和時代台灣人的寫照，恰似海角七號電影中，在碼頭邊遍尋不見愛人的友子，感覺自己被拋棄了。而日本人的心情想必也猶如電影中第四封情書所寫的：「我不是拋棄妳，我是捨不得妳( 捨てたのではなく、泣く泣く手放したんだと )」那樣地萬般不捨吧！司馬先生作為一位同情台灣立場的作家，他的觀點或許也能代表一部分日本人的想法。想到這邊，儘管仍然失落，卻也稍能釋懷了。

司馬先生訪問台灣時值李登輝前總統任內，台灣人初從佔人口少數的外省人手中取回政權，文字間對台灣的前途頗為樂觀。不想繼任的陳前總統並沒有把握這個機會，反而因為種種遭人非議的私德問題而拱手將政權交還給親中政客。2013年的今天，馬總統的種種施政作為以司馬昭之心的姿態逐漸向與中國統一的方向大步邁進，實在令人感嘆！

這本書的文章應該原本是以日本人為對象所寫的吧，所幸能有台灣的出版社與譯者幫忙，讓不諳閱讀日文書籍的人，也能讀到這樣珍貴的史料，在此也由衷感謝！

後記：史尼勇(スニヨン/史尼育唔/中村輝夫/李光輝)的故事，其實並非個案，有類似遭遇的還有：橫井庄一、小野田寬郎等人，關於他們的故事，管仁健先生有寫成一篇文章。軍國主義誠然不值得歌誦，但二戰日本軍人普遍擁有堅定執著的信念和自律嚴謹的生活態度，著實令人敬佩。